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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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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关系空间变迁政治逻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20-03-21 来源:

  任何规律的总结,都是通过先对事实进行分析而形成经验,而后再对经验进行抽象而获得。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实际上是从组织形态视角对九十年共青团发展的历史事实所进行的经验分析,尚未达到对共青团组织形态自身运行的规律的把握。

  到今年,中国共青团已经建立了九十周年。这九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九十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中国共青团在与时代同行过程中切实履行着自身的职责。而为了实现自己的功能,中国共青团也不断根据时代要求推动自身组织发展。在践行职责和实现功能过程中,通过政治实践与组织变迁互动,中国共青团发展的内在逻辑不断在经验层面上被演绎着。随着时代发展,中国共青团也还会像曾经经历过的那样遇到许多挑战,也还需要通过推动自身发展来实现自身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理性地回应时代的要求,而理性态度的标志就是遵循事物发展内在规律来办事。因此,在纪念建团九十周年之际,最好献礼之一就是对中国共青团九十年来发展的内在逻辑予以把握和展示。为此,本文拟从组织形态角度对中国共青团发展规律进行研究,以期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一、权力关系与组织形态:共青团研究的一个视角

  尽管在界定上和理解上存在着诸多分歧,但是,大多数分析家们还是承认,所谓“权力”在最低限度上讲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动的能力[1]。同时,人们还认为权力不仅导致人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单向制约的影响关系,而且形成一种相互需要的依赖关系[2]。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将权力认为是人们交往的一种媒介,由于普遍存在这种以影响能力为核心的行动关系,社会才得以正常运转并形成秩序[3]。因此,社会的交往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权力关系,而整个社会之间秩序形成也是以权力关系有机化为基础的。这种权力关系弥漫在社会各个环节之中,既有以松散方式存在着,也有以紧密方式存在着。其中,组织就是以相对紧密方式来构建权力关系的一个空间和领域,因此,我们有理由将组织视为一种具有高度紧密化特征的关系空间。由于组织是权力关系紧密化运行的空间,因此,我们对组织的理解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抽象层面或是某个静态的、单一的角度,而是应该从具体层面动态和整体地来把握。组织形态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学术视角。所谓组织形态不是单纯指狭义的静态的组织,而是指以实现组织功能为目的,以组织结构为支撑的,围绕组织中权力运行方式及其机制为核心而展开的整个组织的政治生活的总和。组织形态是对具有多重要素有机统一在一起的组织机体的一种综合性描述的概念,是权力关系在组织内运行互动的各方面规定性体现,从内涵来看,构成组织形态的要素有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过程和组织价值。组织权力是指组织基于自身所拥有的功能及其在更大体系中所处地位而获得的权力,以及运用这一权力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组织结构是指组织权力结构形式,包括组织内部权力关系结构和组织与其作用对象之间权力结构形式,前者指组织内部结构,后者指组织作用其外在对象的组织体系结构。组织过程是指组织权力实现的过程,具体体现为组织为了实现自身功能,在组织内部运用权力以及在整合外在对象时与各方互动而实现权力运用的过程。组织价值是指组织权力和权力运行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诉求,以及组织内部人员和组织外部人员对组织权力和权力运行方式的观念与认同[4]。由于组织形态包含有多个要素,但其中一个或多个要素发生变化时,整个组织形态就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要素变化情况,来分析组织形态变化的逻辑以及对组织发展历史进行分期。上述关于权力关系与组织形态关系以及组织形态内涵等内容是从组织理论角度予以理解的,具有普遍性和适用性的,而中国共青团是青年政治组织,因此,这一理论视角和基本规定同样可以适用于对中国共青团的研究。不仅适合于对某个时期的共青团组织运行情况进行分析,而且还可以以此为工具对其整个发展内在逻辑予以把握。

  二、党团关系与团青关系的变迁逻辑: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内在规定

  基于分析视角差异,组织空间所包含的权力关系可以有多种类型。从所处空间角度来看,可以分为组织外权力关系与组织内权力关系,前者是组织与组织之外主体之间权力关系,后者是组织内权力关系;从所涉及主体来看,可以分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组织与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组织与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时,如果对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组合的话,那么所形成的权力关系类型就更多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虽然,在组织具体运行过程中,这些权力关系都在发生着作用,但是其中一些权力关系对组织发展却起到根本性决定作用,而其他权力关系却只是起到一般性作用。如何辨别哪些是起根本性决定作用的权力关系呢?笔者认为,应该从组织权力来源以及组织功能两个维度来把握。虽然组织以及其中各要素主体之间都存在着权力关系,但是从整体来看,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组织的根本权力以及这一权力的来源。同时,我们还可以从组织最根本功能角度出发来把握组织这一根本权力发挥作用所要影响的主要对象。由此,我们就能够得出以下结论:组织与赋予组织权力的主体之间关系以及组织与组织所需要影响的最主要对象之间关系,是决定组织生成和发展的一对最具根本性的权力关系,这对权力关系构成着组织形态生成和发展的基本逻辑维度。权力关系是组织形态的本质规定,组织形态是权力关系的实现方式。组织形态变化是无法突破这一对权力关系所决定的空间和边界。然而,如果这对权力关系中任何一个或两个同时发生变化的话,那么,组织形态就可能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对青年有效领导以及保持自身可持续发展而建立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有效影响和整合青年,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和持续的领导和执政奠定青年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青团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从组织理论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青团最根本的权力来源,而且青年是中国共青团所需要影响的主要对象。因此,对于中国共青团来说,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就成为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对权力关系。虽然,这一对关系对共青团组织来说是属于组织外权力关系,但是它们却对共青团组织内部权力关系和其他外部权力关系以及作为这些权力关系实现形式的组织形态都起着决定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共青团就是以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为坐标所形成的包含其他权力关系在内的关系空间,其组织形态不过是这一关系空间动态的和有机的实现形式。

  三、组织形态发展的历史逻辑:共青团功能实现的组织化基础

  中国共青团建立以来的九十年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九十年,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不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不同任务,而且也导致青年生存形态的差异。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动中国发展过程中,对如何构建有效的整合社会的组织体系方面在不同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理解和认识。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建团以来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而使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也因此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前后经历了四个时期和十个阶段。

  1.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生成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生成时期,是从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到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发出之前。这一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功能和权力基本确立,组织结构和体系初步搭建,组织过程和对象开始明确,组织价值和认同已经形成。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国际因素影响和党团自身认识等方面原因,党团关系在具体层面上还处于摸索阶段,甚至对共青团组织应该如何发展方面还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相关要素已经初步生成,但是整体还是处于不稳定状态,乃至对共青团是否应该存在或如何存在都进行了争论和探索。

  (1)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创立阶段从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到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创立阶段,其中,团的一大召开是中国共青团创立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建立过程中就开始思考组织青年和建立党的后备军问题[5]。正是基于此,在党的早期组织和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才得以建立。因此,党在赋予共青团以组织权力时,还赋予其两方面职能:一是以“组织广泛的青年”为目的的党的助手职能;二是“以共产主义预备学校”为性质的党的后备军职能。共青团权力来源和权力目的的上述规定性,使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成为了团的组织形态发展的两个决定性的逻辑力量。经过两年多筹备,1922年8月团的一大正式召开,选举产生了团一届中央执委会,制定了团的纲领、章程以及若干工作和组织的决议案[6]。这标志着青年团全国性的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价值基本确立,完成了组织形态创立的任务。

  (2)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初建阶段从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到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初建阶段。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的探索和磨合使这一阶段团的组织权力、组织过程和组织价值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其中,党团关系问题贯穿着整个阶段,团青关系问题从后半段开始出现。由于青年共产国际因素[7]和党团自身原因,党团关系一直未能理顺,再加上党团任务同构等因素,导致党团内部分别出现了“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现象。组织权力建构和运行的模糊性使共青团存在着第二党倾向[8],这种第二党倾向在这一阶段后期还体现在团青关系上。在王明路线影响下,共青团在工作方式上严重脱离群众,在组织发展上实行“关门主义”的倾向,使共青团作用日益削弱,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共青团成为了无法带领青年群众共同斗争的狭小组织,大量组织受到了破坏和取缔[9],从而导致组织结构也受到影响。

  (3)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改造阶段从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到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发出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改造阶段。根据青年共产国际要求和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局势需要,193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共青团在性质上和组织形式上进行全面改造,要求各地“必须大批吸收过去的青年团团员加入共产党”,“不再组织团的支部或团组”[10]。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由原来团组织负责筹建作为青年统一战线组织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从1937年2月起停止共青团工作,并在当年4月召开了西北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11]。同时,中共中央还要求“在共产党各级组织内应该有青年部或青年委员会及青年干事,在各级党部总共的领导之下,担任青年运动的工作,共产党应该是青年运动的唯一领导者”[12]。上述这些决定和措施意味着共青团的组织权力被共产党收回,组织结构解体,组织过程停止,组织形态发展中断了。

  2.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成熟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成熟时期,是从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发出后到1978年10月中国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这一时期,在吸取之前共青团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通过理顺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中国共青团的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过程和组织价值都在更高层次上予以重建,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实现了组织形态的巩固。然而,因整个国家的政治形态在文革期间陷入危机,共青团组织形态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冲击。

  (1)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重建阶段从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发出后到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重建时期。团的组织形态生成时期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建立一个党团关系明晰的政党青年群众组织,是党有效领导青年的重要手段。为此,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决定试建青年团。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青年团重建工作的完成。重建的青年团,与改造前的老共青团有着较大区别:在政治上完全服从党的领导,在组织上实行党团双重领导,在工作上有着明确任务,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职能得以进一步明确。因此,在全国解放背景下,青年团重建使团的组织权力来源和权力关系得以明确和理顺,组织结构和组织网络得以恢复并扩大到全国和深入到基层,组织权力运行过程得到了政党支持和青年认同,组织价值再次得以明晰。这就意味着青年团重建不仅只是一般意义上组织形态的恢复,而是在更高层面上的发展,标志着青年团组织形态进入了成熟时期。

  (2)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巩固阶段从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到1966年8月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之前。这一阶段,计划经济和单位社会的逻辑使政党组织成为建构社会的核心力量,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也因此成为整合青年的组织力量。因此,在充分理顺党团关系的基础上,共青团组织权力边界和内容得以明确和保障;组织结构获得了充分发展,组织网络嵌入所有单位组织之中;在组织过程中,共青团在党的支持下能够较充分动员青年,在单位社会逻辑和政治热情驱使和作用下,青年也能够较认同地支持共青团工作,使共青团权力能够得到较好的实现;同时,在强化以共产主义为根本价值取向基础上,通过推出时代典型———雷锋之后,使组织权力运行的价值原则得以明确,形成了与单位社会相匹配的以组织在先为主要内容的组织运行逻辑。这一阶段,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在充分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巩固,但是也因此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3)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危机阶段1966年8月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之后到1978年10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危机阶段。随着“文革”爆发,整个中国政治形态陷入了危机,甚至中国共产党在地方和基层也一度停止了工作,共青团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受到了严重冲击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在这一阶段,共青团组织权力基本被剥夺了,组织结构基本瘫痪,甚至被“红卫兵”等其他青年组织所替代,组织过程陷入停顿和危机,共青团对青年影响力几乎消失,组织价值也被严重扭曲。虽然,在1969年4月之后中共中央提出开展整团工作,基层团组织略有恢复,但是在“四人帮”干扰下,整体来看也还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整团建团”工作[13]。

  3.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复原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复原时期是从1978年10月团十大召开到1993年12月团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由于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共青团组织形态复原包含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恢复被“文革”冲击的共青团组织形态,推进其从危机和病变状态走出。二是根据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出现的新形势,开始着手调整共青团组织建设相关内容。但是,由于整个工作思路与具体措施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的框架内进行,因此,从整个组织形态来看,依然还是属于组织形态复原内容。由此,复原期可以分为恢复阶段和调整阶段。

  (1)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恢复阶段从1978年10月中国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1984年10月共青团全国基层工作会议召开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恢复阶段。从团十大之后,共青团中央就全面开始推动团的领导系统和基层组织的恢复工作,从而使组织权力和组织结构得以重新恢复。在此过程中,共青团还通过开展各项活动和推动各项工作来使共青团组织权力运行得以恢复。但是,在与青年互动过程中,组织权力运行还是以共青团单向推动这一权力运行模式为主要内容的,这一模式正是在建国初期所建立起来的符合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的权力运行的组织过程。虽然在社会中也出现了“潘晓来信”这一类青年主体性意识萌芽的事件,但是对共青团组织权力的认知以及组织运行的价值基础,不论是共青团组织内部还是青年对共青团的认识,都还仅仅是恢复到“文革”之前的状况,即依然还是强调组织在先、纪律为主。

  (2)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调整阶段从1984年10月共青团全国基层工作会议召开到1993年12月团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调整阶段。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农村团组织工作开始遇到了一系列问题,为此,1984年10月团中央召开共青团全国基层工作会议,研究共青团基层工作的改革问题,标志着共青团组织形态调整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组织权力建设有两个特征:一是从恢复整体组织体系权力向强化组织对成员个体权力影响过渡,出台了团干部考核和团员证等制度。二是从组织权力恢复向组织权力规范过渡,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团内工作运行制度。在组织结构上,着手改革团的基层组织设置和团员管理办法。组织权力运行过程开始由过去以组织意图为主向根据团员实际情况变化而进行组织设置和团员管理方式调整过渡。但是,组织权力过程还是局限在团的组织结构内部调整以及团组织与团员之间关系上。组织价值建构上,这一时期也略有调整,开始呈现出兼顾组织在先和尊重个体的特征。

  4.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转型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转型时期是从1993年12月团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至今。从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以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为内容的制度变迁所导致的社会结构转型;第二次是以互联网普及为内容的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社会结构转型。两次社会转型,不仅导致了人们交往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还导致了社会成员的生存形态发生了变化,青年在转型中也受到了深刻影响。为此,在适应青年行为方式和生存形态变化过程中,共青团也不断推动自身组织形态转型,先后经历了承转与拓展两个阶段。

  (1)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承转阶段从1993年12月团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到2003年团十五大召开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承转阶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将导致青年生存形态从单位化向原子化转变,从而对团工作产生根本影响。为此,1993年12月团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二中全会,制订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我国青年工作战略发展规划》,标志着共青团组织形态转型开始。在组织权力实现方式上,共青团开始探索遵循现代国家、社会的建设、运行规律,重构共青团整合青年的权力逻辑:影响对象从强调组织成员到强调青年个体,实现手段从强调团直接影响青年到借助党与国家力量,组织功能从强调政治功能到强调社会功能。在这一阶段,共青团组织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启动“两新”组织团建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团的工作社会化结构和着手建立社会资源整合平台。在组织权力运行过程中,力争改变传统单向控制方式,探索与其他权力主体合作的模式。另外,通过推出“青年志愿者行动”,开始构建团组织和青年之间以主体平等和主体在先为前提的新型团青关系,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运行的价值原则。

  (2)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拓展阶段从2003年7月团十五大起至今,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拓展阶段。从本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使青年自我组织的多元社会权力中心开始出现,为此共青团从团十五大起就着手探索适应网络社会条件下青年工作的新模式,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推动共青团组织形态拓展。在组织权力实现方式上,推动影响对象由重视青年个体向兼顾青年个体和青年组织转变,作用空间由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延伸,覆盖范围由体制区隔向社会整合发展,权力主体上全面强化领导机关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在组织结构上,在重视市场经济影响基础上兼顾网络社会影响,建立青年中心以实现整合青年的组织载体创新,探索区域团建以推动共青团组织运行机制变化,创新组织类型以力争组织结构与社会结构相吻合,运用网络技术以促进组织结构与运行方式的扁平化。共青团的组织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最典型的内容是团青互动从服务青年个体模式向兼顾服务青年个体又联系青年组织模式转变,即从“B2C”模式开始向“B2C”&“B2B”模式转变。组织价值上开始探索尊重多元与寻求共识相结合的原则。虽然,这一价值建构思路在团组织的整体自觉中尚未完全形成,但是在组织权力运行以及组织结构创新中已经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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