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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集团扶贫纪实:云南深山里“拔穷根”,一家国企的担当

发布时间:2023-09-24 23:20人气:

中信集团党委提出,对脱贫地区的帮扶仍要坚持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立足当地特色产业谋划好一批有针对性、有获得感的帮扶项目,助力定点帮扶区县经济社会实现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

“两山两谷三面坡,一江一河万级田”,构成了元阳特殊的地形地貌。全县境内拥有19万亩哈尼梯田,于2013年被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和首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里有传承千年的梯田农耕文化和风情浓郁的民族文化,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耕作方式。

文|《财经》记者 邹碧颖 王延春

编辑|王延春

距离北京2800公里,屏边苗族自治县几乎是一座偏远得不能再偏远的小县城。

这里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东南部,再往南行100公里左右,越过边境线,便是越南老街省巴刹市。作为中国重要的国防屏障,上世纪50年代以来,屏边先后承担了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对越自卫反击等作战支前任务,直到90年代末才开始全面的经济建设,相较其他地区落后了数十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任何一笔超过1000万元的投资落地过屏边。1992年,中信集团的干部来到红河州定点扶贫,彼时的屏边县城只有两条望得到头的街道相互交错,包括政府大楼在内的建筑物屈指可数,扶贫干部们下乡交通十分不便。

如今的屏边,许多景象已变得大不同。新县城入口处设置了直饮水台,不远处坐落着为苗族花山节建造的环型斗牛场。老县城扩大了近一倍,新建楼宇统一使用米黄墙、小青瓦、木格窗、苗式图腾作装饰,户户窗明几亮,90年代建造的玉屏镇政府办公楼反而显得老旧了些许。

凉米线烧烤店、大众理发店、产后修复中心都挂上了深木底纹鎏金字的招牌,一溜小轿车停在店铺外。玉屏镇政府前的小广场上,市民们三五成群晒着太阳闲叙家常,围坐下棋打牌。更为开阔的新广场上,一位老大爷抱着孙子在水池边寻鱼,女士们则跳起广场舞。这周围,体育馆、篮球场和更多的宾馆也建了起来。

屏边的变化得益于中国扶贫力度的空前强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2015年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6年前,中国贫困村达12.8万个,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中,中国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纷纷参与定点扶贫。中信集团作为中管金融企业,1992年起最早定点扶贫云南省红河州的元阳、屏边、红河、绿春四县,后调整为元阳、屏边两县,2015年又新增了重庆市黔江区。29年间,扶贫攻坚就像一个沉甸甸的接力棒,被一棒接着一棒传递到今天,未曾有一日停歇。中信全系统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3.6亿元,选派挂职干部228人。

在中信集团,几任集团主要领导都曾到元阳和屏边考察调研。中信先后派出26名干部重点扶贫元阳、屏边两县,发挥国企的资源、产业、人才、管理优势,实施乡村建设、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党建扶贫等460多个项目,投入资金达2.7亿元,过去6年投入资金几乎是前23年的投入总和。

2020年4月,中信集团召开定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要求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切实帮助定点扶贫区县解决实际问题,确保经得起国家对摘帽后的检查复核;巩固脱贫成果,切实防止返贫。

消除贫困是一项全球性的长期议题,恶劣的生育条件、效率低下的农业、资源不均的教育、不平等的性别机会、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欠缺公平的再分配制度,都可能导致贫困。7年前,全球有8.36亿极度贫困人口,超过8亿人每日生活费不足1.25美元。2015年,联合国将消除贫困纳入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的17个发展目标。

至于如何消除贫困?不同国家给出了不同的对策。中国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以往的“扶贫”加快转为全社会参与的“精准扶贫”。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成为脱贫工作的核心所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刘仰认为,这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到参考体系,中国大规模的脱贫探索无异于进入“无人区”。

2020年11月13日,云南省政府公布,包括屏边在内的云南最后一批9个贫困县达到退出标准,核准脱贫。次日,新疆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至此,中国云南、新疆、青海等17个省区市的贫困县全部宣布脱贫。过去几年的扶贫成效如何?贫困县未来的路怎么走?《财经》记者以屏边、元阳为样本进行了观察。

在屏边,“挪穷窝”一个都不能掉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半坡小学就得到了中信集团的支持和帮助,先后对学校教学综合楼、学生宿舍、食堂、操场等进行改扩建,中信半坡希望小学的办学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图书室、电教室、科学实验室、音乐室、体育室,教具室等配套设备设施齐全,10项教育指标全部达标。

屏边县玉屏镇大份子村袒露在云南明丽的阳光之下。这里的海拔最低800多米,最高可达1600米,是名副其实的“大山里的村庄”。在大份子村党总支书记杨顺成的记忆中,过去村子收入低,村民也不重视庭院卫生,鸡、鸭、牛、羊满村跑,粪便随处可见,外人进村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变化集中发生在最近几年。2016年,借助屏边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村民们搬进了新居。2019年7月,中信集团投入400万元在大份子村实施整村提升建设工程,完善道路广场、环卫设施、水电管网等基础设施,惠及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内的233人。如今,村里房前屋后都种满了绿植,石板路干净整洁,不复从前的景象。

站在新建的观景台上,可见银带般悠长的公路从远处山谷中穿梭而过。青山远黛,一览无余。初冬时节,大份子村的乌克兰大樱桃和猕猴桃早已采摘完毕,轮到黄金百香果垂悬枝头。杨顺成介绍,每年12月,村民将百香果苗栽种下去,来年8月便可采摘。一亩可栽200棵左右的种苗,一棵种苗可结100颗左右果子,12个大果放在精美的包装盒里,一盒卖80元。

目前,黄金百香果在北京、上海等市场供不应求,网上也可以订购。两家外来公司在大份子村向村民租用了600亩土地作为水果种植基地,一年每亩地支付1200元租金,优先聘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出租土地的农户帮工,每天支付80元至100元工钱。村民们打零工,一个月收入1500元左右。

木源达农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秦翔友介绍,黄金百香果的特别之处有三:屏边独有种苗;热带土地上,百香果喝山泉、伴云雾;吃起来有股似芭乐的回味。他记得去上海展销,有位老太太隔着老远寻着香气,找到他们的百香果展台。

“我们是带着情结来的,不完全是来赚钱。”2016年,秦翔友从部队集团军副参谋长的岗位退休,从昆明来到屏边种植百香果,很重要的原因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曾参与过对越作战中收复老山等重大战役。当年牺牲的600多位战友现在安葬在屏边县烈士陵园中,果子也为他们而种。如今,在战斗过的屏边,秦翔友想的是,来年要给百香果梳果,小果统统不要,集中营养,全部种成品质果。

屏边99%是山地,工业难以落地。2020年8月底,云南包装水企业珍茗公司在屏边县的生产基地正式投产,已属来之不易。农业还是发展屏边经济的关键所在,而从水土保护、利润空间等因素来考虑,低海拔种香蕉、沃柑、芒果、荔枝,中高海拔种猕猴桃、中药材等经济作物,依照山势构建起立体农业,是最可行的方案之一。

在玉屏镇新寨村,2012年启动建设的中信“妃子笑”荔枝示范园基地的果树已亭亭如盖。起步时,中信集团投入200余万元帮扶育苗62万多株,建造示范园的水肥灌溉系统等基础设施。第二年,屏边开始推广荔枝产业,最初的62万多株荔枝苗带动1062户农户种植荔枝1.55万亩,到2020年已有2907户人家种植荔枝,产值在4500万元以上。

沿溪村是最早尝试种荔枝的村庄。2016年以前,这个村子位于高山上,28户人家超过一半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人们住在土房里,打雷下雨免不了担惊受怕,种植的玉米仅够一家人口粮。2016年政府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后,村民们纷纷下山另谋新路:一栋栋米黄色小楼沿着平坦的新村道拔地而起,屋旁空地种上荔枝和玉米,安装上健身设施,宛如城里的别墅小区。

村民何会成2000年起辗转在东莞打工,家里土地流转出去种香蕉,三四年才回家一趟。2007年,他回村里成了家,现在和妻子、母亲、孩子住在新盖的独栋小楼里。一楼铺上了地砖,整洁敞亮,50寸彩电、新式沙发一应俱全。何会成告诉《财经》记者,通过政府给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助,再加上自筹贷款6万元,才修起小楼,有了今天的新家。

“当时还有点紧张,觉得什么时候能还得清呢,但这几年荔枝产业起来以后,基本上都还清了。”何会成介绍,沿溪村每户种荔枝,平均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四五户人家已经进城添置了房子、铺面。尽管2020年屏边罕见地受到频繁的冰雹袭击,他家里仍有5亩荔枝挂果,卖了7万元。现在村里仅有两户人家外出打工,其中一户有50多亩荔枝地,一年卖了30万元,属全村最多。

挪穷窝、换穷业,才能拔穷根。对于大山里的贫困村而言,由于山路崎岖、村庄散落,人们出门赶集都要走数十里地,看不到发展产业的希望。29年来,中信集团直接帮助白云、玉屏、新现、白河四个乡镇实施易地搬迁项目13个,在屏边的玉屏镇、白河镇、和平镇、湾塘乡、新现镇实施整村推进项目33个。

易地搬迁为引进外来产业、走向共同富裕腾挪出了更大空间。距离屏边县城9公里的石头寨村,原来位于滑坡地带。2013年,中信集团投入125万元帮助屏边政府对村子进行整体搬迁。村子利用中信的资金完成附属设施建设,有的村民转为种枇杷、核桃,加上外出打工收入,一年赚两三万元,相较此前翻了一两番。

元阳哈尼梯田,如何实现保护性开发?

同在红河州,元阳县的扶贫另有一番景象。

与屏边被战争耽搁多年、部分石漠化地区制约农业发展不同,19万亩壮美的哈尼梯田见证了元阳1300多年的农耕历史。哈尼人将寨子建在半山腰。村庄以上,为茂盛的森林所覆盖。村庄以下,梯田层层叠叠如波纹荡开,海拔落差可达千米。泉水从山涧淙淙而下,浇灌万物生长,供给生活耕作。村寨远离战乱、循环自足,也由此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社会体系。

2013年6月,哈尼梯田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元阳人均耕地仅0.81亩,农业经济效益始终很低,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仍没解决温饱问题。

王孟是中信集团派来元阳扶贫的第十任副县长。他介绍,这几年,中信集团不断探索产业扶贫。原先也试过发展板蓝根等产业,但可能第二年还能看到,第三、第四年就没了。现在的思路是,尽量往政府倡导的产业上靠,和龙头企业、大企业合作建立带贫益贫机制,将中信投入资金产生的收益,通过利益联结机制返回村集体收入。

眼下,红米产业是元阳县最为看重的产业之一。哈尼族的红米保留着稻谷最原始的基因,市场价格可达20元一斤。元阳县共有10万亩梯田红米,碧绿的水稻苗也是梯田不可或缺的景观。不过,红米水稻的插秧、施肥、管理全靠村民精耕细作,每年仅长一季,亩产在300公斤至400公斤之间,每家耕地少、投入多,产量十分有限。

农业小散弱,形不成规模优势,缺少品牌与销售渠道。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大做强红米产业?中信集团围绕元阳的红米产业上下游投入扶持资金,打通红米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等环节,发展稻鱼鸭综合种养模式提升附加值,延长产业链,打造以红米为核心的产业链闭环。

在阡陌纵横的哈尼梯田畔,中信集团捐赠的4架无人机盘旋在高空,“飞手”设定好参数,无人机便将叶面肥洒向不同海拔的田地,短短10分钟内就能飞行作业20余亩梯田,大大减轻了村民背着农资在梯田爬上爬下的劳作负担。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传统农业赋能,帮助农民改善生产条件,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王孟介绍,中信集团投入160万元,联合苏州极目机器人公司,在元阳设立了农业无人机运营公司,购买了20架无人机用于梯田作业。20架无人机产权归元阳县10个村集体所有,以类似融资租赁的方式交由无人机运营公司使用管理。这种运营模式不但可以便利红米种植,也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惠及建档立卡户近1700户。

在中信集团的帮助下,元阳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成立了哈尼梯田有机红米专业合作社,引进技术,发展5000余贫困户种植红米3.2万亩,全年产量达1万多吨,总产值7000多万元。2018年以来,中信集团还拿出200万元专门作为无息产业循环资金,用于该公司收购以建档立卡户为主的梯田红米,至今累计收购梯田红米稻谷达4500吨,带动近2000名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红米,成了金融扶贫的一种新模式。

在牛角寨镇的红米加工厂,从农户处收来的红米在流水线上被清理、筛选、抛光,最后由工人们接入袋子封存好,每天能生产80吨。轰鸣的厂房外,一块银牌子记录,这条留胚红米生产线由中信集团2014年捐资100万元建成。不远处,中信集团投入200万元的红米糊生产线项目已建成,生产车间和成品库达1333平方米。

“我们的红米稻谷收购价从每斤1元多增加到3.5元,每亩种下来有2600元至3000元左右的收入。”牛角寨镇有关领导介绍,经过改良的红米水稻由原来株高50厘米降至20厘米左右,增强了抗倒伏性,风一吹就不那么容易倒下了。哈尼族祖祖辈辈种植红米,一家农户种有20来亩红米,每年收入12万元以上。截至目前,元阳县共有1.4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红米产业,产值达2.4亿元。

2015年后,稻鱼鸭综合种养模式也开始在元阳推广。鱼、鸭活松土、提供有机肥,水稻吸收土壤肥力,可形成生态循环。呼山众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正雄介绍,梯田水稻运出来必须靠人背马驮,背一袋50公斤的水稻给付50元,少有年轻人愿意来背。梯田里务农比外出务工辛苦得多,撂荒时有发生。发展稻鱼鸭,也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种田积极性,保护哈尼梯田。

通过立体复合种养,哈尼梯田的潜力获得充分挖掘。呼山众创公司已投资1.2亿元,在元阳建成鱼苗繁育中心、路基集装箱养鱼产业园和700亩核心区稻鱼鸭综合示范田,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直接带动412家农户发展稻鱼鸭模式,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83户,户均增收3600余元。

中信集团也投入335万元用于扶持稻鱼鸭综合种养、泥鳅苗孵化养殖项目,直接受益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达3757人。现在,梯田鱼苗由中信集团出资购买,免费发放给农户,梯田鱼在云南省内就可以售完。综合算来,一亩梯田售卖鸭蛋和稻花鱼能增收6000元,加上种植红米,总的纯收入可达8000元至1万元。张正雄介绍,2017年至2019年,稻鱼鸭模式在元阳推广了5万亩。种养植结合提升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现在的哈尼梯田核心区已经基本看不到撂荒现象了。

销售渠道也在慢慢打开。红河梯田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晓文介绍,梯田鸭蛋供不应求。红米经他们的电商等渠道发往全国各地,2020年售出290万吨,中信集团及下属企业占到近三分之一。“中信订鸭蛋、红米,我们都是一卡车一卡车发过去。2020年10月卖了600万枚鸭蛋,比上年同期翻了一倍,现在供货都断档了。”

从消费扶贫,到按市场规律来办事

更多时候,农村的产业扶贫远比想象中艰难。过去29年,中信集团也在元阳、屏边引进过山木苗、杂交水稻、铁皮石斛等项目,但受制于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商业意识、投入周期、市场波动等因素,并非所有产业都能开花结果。

现在,在扶贫过程中,中信集团注重整合技术、生产、管理、市场等优势,运用“网络+电商+直播”的销售模式,打通贫困山区农民与生产、技术、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屏边县玉屏镇王保寨村位于中低海拔山区,有8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过去,村民杨学民将11亩土地流转给外来公司种香蕉,收地租,也帮忙除草、施肥、摘果、包装、发货,赚些零工钱。2020年,香蕉因黄叶病枯萎死亡,外来公司10年合同期满退出,他家的收入又成了问题。

鉴于屏边引种无核沃柑的成功经验,中信集团投入235万元在王保寨村新建了200亩无核沃柑种植基地;还为该村实施了道路硬化、安装路灯等基建设施,配套沃柑产业开挖机耕路2公里。现在,杨学民的11亩地种上了无核沃柑,技术指导、保底收购、对外销售均由政府引入的屏边信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托底,又有了新的收入保障。

信申公司技术员王保元告诉《财经》记者,无核沃柑可从春节前夕采摘至清明节,挂果期长达半年,趁着市场上沃柑量少的时候上市,能卖上好价钱。信申公司的合作伙伴拥有外销渠道,可将无核沃柑直接发往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二级果价格约为每公斤15元。

实际上,销路也是村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玉屏镇副镇长保宇鹏表示,产业推广时,村民们首先问的不是怎么种,而是怎么卖出去。现在,他并不担心农产品的销售,屏边正在大力推广电商,布局设立电商网点;本地水果经销商与外来批发商也能解决部分销路;另外,还有消费扶贫予以支持帮助。

2020年,中信集团总部和31家子公司全部开展消费扶贫,社会公益处的工作人员几乎成了贫困县的“驻京推销员”,集中采购和帮销的贫困县农产品达3730万元。员工食堂的食材、大厦里的小商超、工会发放的员工福利,都优先订购贫困县农产品。元阳红米、屏边猕猴桃等上线“中信易家”、中信银行APP等渠道进行售卖。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桐也提醒,贫困县农产品销售要避免过于依赖行政力量,更加努力自力更生,遵循市场规律,研究好市场需求,利用直播、电商等渠道,将产品真正推向全国统一大市场。

拓宽销售通路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2020年4月,中信集团联手阿里巴巴在淘宝开启了“消费扶贫献爱心之县长来了”直播带货。王孟穿着民族传统服饰出现在哈尼梯田现场,试着向“老铁们”推介元阳的红米、咸鸭蛋、茶叶、刺绣手机套等产品。上万人次观看此次直播,线上线下销售额累计超过1000万元。

元阳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也培养了自己的直播主播。许多企业、村民接受微信下单,一对一发货。元阳电子商务产业园2017年开始运营,电商销售推广得很快。李晓文说,梯田云公司2020年带动元阳21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576户普通农户种植黄姜2560亩。公司保底收购黄姜,通过直播预售等订单农业形式售卖。恰逢姜价属近五年最高时,姜还在地里,却已经卖完了。

李晓文介绍,他们打算利用红米的稀缺性向高附加值的市场发力。梯田云新建的茶厂落成,已推出糯米茶等多款创新产品。即将落成的绿色食品产业园有7条生产线,今后元阳的黄姜、香蕉、芒果、火龙果等产品也可以通过电商渠道,经由统一的品牌推广出去。

伴随外来资本、人才、技术力量的介入,明晰的市场意识正加速融入传统的小农经济中。元阳、屏边均为多民族聚居区,民族刺绣是当地具有市场开发潜力的一大产业。

在元阳,中信集团投入345万元打造绣娘基地、建设民族刺绣工坊,培训绣娘234名。2019年10月,一场“哈尼梯田”上的时装大秀在北京依文城堡亮相。活动以“云尚哈尼”为主题,将元阳哈尼族服饰中的刺绣、流苏、金属扣等元素延伸拓展,尤其是独具哈尼特色的“梯田纹”应用到时尚设计中,在弘扬民族刺绣文化的同时,帮助农村妇女拓宽了增收渠道。

屏边一位绣娘告诉《财经》记者,农闲做刺绣,一年能增收七八千元。绣莉丰乡民族工艺制品厂负责人侯振伟表示,该公司对接屏边20多个刺绣合作社,已创收1000万元。传统刺绣不能固步自封,他们还希望与中信集团引进的依文集团深度合作,提升民族刺绣的现代美感与附加值,比如在羽绒服上增加绣品,面向更大消费市场。

“促进大家的技能提升、理念提升,才能让扶贫发挥持久的作用。”王立2019年6月来到屏边挂职副县长,试图将中信集团捐赠屏边五个村子的20架植保无人机做成一门生意。为此,他成立了无人机合作社,聘请五位理事和一位经理、一位记账员,外聘一位会计,配备飞手、地勤,借鉴现代企业治理体系搭建起40来人的合作社内部架构,改造合作社的管理方式。

如何谈生意、对外报价、组织作业,如何配备药桶、发电机、对讲机等设备,也纳入了村民们的培训中。王立认为,可以向屏边大规模连片土地,乃至周边市县的烤烟地、甘蔗地开拓更多付费作业市场。“最终是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给大家灌输一些现代经营的理念。”王立说。

如何为贫困县留住人才?

(上图)为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中信集团在元阳县、屏边县开展易地搬迁、整村推进、美丽家园建设、危房改造项目。(中图)云南屏边苗族自治县如今展现出民族特色浓郁、山清水秀的新风貌。(下图)中信集团投入400多万元在屏边元阳两县开办绣娘培训、家庭工坊和刺绣博物馆打造等项目,培训绣娘552人。

扶贫工作要既“治标”又“治本”。脱贫短期看劳务就业,中期看产业,长远还得看教育。步入元阳县民族小学的校园,书声琅琅,课间铃声一响起,穿着蓝色校服的孩子们便飞奔到芒果树、凤凰树下嬉戏。这些年,中信集团在元阳民族小学投入了250万元进行教育扶贫,新建的学校综合楼里设立了手工、音乐、美术、计算机、舞蹈教室,阅览室里还摆放着中信出版集团捐赠的5万册少儿读物。民族小学从1997年时的30多位师生,已发展为138位老师和2500多名学生。

29年来,中信集团在元阳县累计投入教育扶贫资金2313万元,帮助23所中小学建教学楼、建宿舍楼、建操场、建校园、修围墙;在屏边县累计投入资金1368万元,帮助8所学校建起了教学楼、综合楼、学生宿舍以及微机室、篮球场等配套设施。

屏边的玉屏小学原先建在山坡上,处于滑坡危险地带。当地政府和群众另选新址,集资盖了一栋综合楼,最初只有6间教室、80多名学生和一块尘土飞扬的运动场。1997年至今,中信集团在屏边玉屏小学投入资金500多万元,新的综合楼、学生宿舍、学生餐厅相继落成,运动场也升级为塑胶跑道、沥青路面,如今球场、灯光系统、排水系统一应俱全,学校可容纳460多名学生。

元阳与屏边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玉屏小学为超过80%的孩子提供免费宿舍,上下铺空间虽然较为紧凑,但孩子们的生活用品整齐干净,相比每天从村里走路上学便利了许多。学校教育也愈发注重兴趣与综合素质培养,中信集团为元阳民族小学的美术室配置了50套木质画架,屏边玉屏小学则开设了葫芦丝、电子琴、足球等18个兴趣活动小组。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城镇化推进、二胎入学潮迫近,学生人数将源源不断地增加,小学入学难或成为元阳和屏边两县日后的一大挑战。中学阶段,城乡教育水平的软实力对比愈发凸显,红河州北四县优秀师资与生源的虹吸效应被放大,贫困地区优质师生不足的问题更加明显。

2000年时,元阳一中的教学水平还在红河州排名前茅,而现在,在元阳中考500分以上的学生会优先选择前往红河州北四县就读高中。本地教师待遇低,学生们高考压力大,士气也不高。“父母这么辛苦把我送到这里,我却只能用那么一点薄弱的分数去面对他们,我就会很内疚、很惭愧。”元阳一中高三年级的赵超(化名)吐露,自己经常在做思想斗争,要不要尽早帮家庭减轻些压力。

“你们一定要有自信心。你们要能考上大学,能够有一份理想的工作,给社会作出贡献,回报社会,你们父母比什么都高兴。”听到学生们的心声,扶贫干部希望借助中信奖助学金给他们鼓鼓劲。

在元阳,曾有获得过中信奖助学金的学生考上了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更多学生成为当地的教师、干部。元阳一中教师王阳告诉《财经》记者,一学期800元的中信奖学金足抵中学生两个多月的生活费,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家庭压力。29年来,中信奖助学金在元阳和屏边累计发放1194万元,共有1606名教师、1.3万余名学生受益。

刘仰等专家提醒,培养学生考上清北院校,不应成为贫困县教育唯一的目标。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相应人才,做好乡村振兴的人才储备工作,鼓励学生成才后留在家乡,为本地建设作出更多贡献,也是贫困县发展教育的题中之义。

实际上,从产业扶贫来看,脱贫攻坚最缺的也正是具备市场经营意识的带头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成良在调研中发现,即便在贫困发生率很高的乡镇,如果有敢想敢闯、具备头脑的人带头,村子的经济发展也会相对领先。

为此,近年来,中信集团还在元阳和屏边投入近650万元,针对成年人开展医疗、种植、养殖等技能培训,超过2万人次接受培训。中信集团派驻主鲁村的第一书记韩智慧介绍,村里每年组织一两次技能培训,接受培训的村民或出村打工,或到保洁员、护林员等公益岗位就业。在主鲁村党员活动室,记者看到农村妇女正在做些锡纸加工的计件活儿,孩子就在一旁玩耍。

当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严重,回村的年轻人更为可贵。中寨村位于屏边的石漠化地区,尖锐凸起的石林密密麻麻地插在土里,少有适合耕种的地块,原来村里26户人家大多种玉米,每亩赚不到500元。熊天禄在昆明武警部队服役10年,2016年回到中寨村带领群众发展种植。中信集团资助的道路修通后,2020年,昆明英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村种了200亩金银花,每亩给付500元地租。石头地里,村民们还挤出些空间种了点覆盆子、草果、黄芩、花椒。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 采访中,中信集团各级挂职干部普遍谈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并非空话。王立表示,村子里推广三五百亩的种植示范项目,遇到党员老化、力量不足的村小组,各干各的,产业根本无法落地。基层党支部有威望,说话管用,才能聚人心干大事。

摘帽之后,必须坚决防止返贫

2020年5月,元阳县得到云南省政府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125个贫困村的17.59万人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3年末的39.64%降至0。11月,屏边县脱贫摘帽,76个贫困村的7.65万人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初的55.68%下降至0。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经过8年持续奋斗,中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赴滇调研的多位专家评价,中国举全国之力、以如此大规模与力度完成的脱贫攻坚,对世界减贫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刘仰看来,过去几十年,中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大批农民进城打工,伴随城镇化、工业化以及国家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大规模脱贫。此前的“大兵团作战”式脱贫,便转为对偏远地区进行最后的扫尾清零。

脱贫攻坚已经收官,针对防止返贫问题,原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强调,政策会保持总体稳定,帮扶措施不能“急刹车”。脱贫攻坚期后要设立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继续实行“四个不摘”,即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

2021年5月6日,中信集团将定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更名为定点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强调要深刻理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大意义,坚决扛起这一艰巨的政治责任,用乡村振兴战略统领下一阶段帮扶工作。

中信集团党委提出,对脱贫地区的帮扶仍要坚持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立足当地特色产业谋划好一批有针对性、有获得感的帮扶项目,助力定点帮扶区县经济社会实现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发挥中信集团产业多元的综合性优势,继续用好产业帮扶、教育帮扶、基础设施建设帮扶、培训帮扶、消费帮扶等模式,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一村一乡,都决不能出现规模性返贫。

近期,中信集团正在争取在资源、产业、项目、人才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按上级要求完成帮扶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的定期轮换和压茬交接工作。对于许多中信的挂职帮扶干部而言,今后更重要的任务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更长远的规划中,元阳与屏边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业。

在元阳,哈尼小镇建造在梯田核心区内,山里的酒店、民俗点、餐馆已开始接客。距离核心景区2公里远的阿者科村,保留下了十多栋哈尼族传统的蘑菇房,村民们可根据传统民居保护、梯田耕种、居住、户籍等形式获得不同比例的旅游收入分红。

屏边的新县城则被打造成了“滴水苗城”。芦笙、蝴蝶、牛头等苗族文化元素融入寨门、民居酒店等建筑景观中。过去几年,当地政府致力用苗文化风格打造精品县城、精致乡镇、精美村庄,希望进一步从越南巴刹市吸引更多欧美游客。

这些年,伴随外部扶贫力量的介入、资本与人员的涌进、互联网技术的传播扩散,不知何时,充满现代感的文化也潜移默化地融入红河州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

撇枝村是玉屏镇的一个彝族村。易地搬迁后,村里盖了几十栋白色小洋楼。每逢周五晚上,村民们仍会在空地点上火把,举办彝族跳盏活动。村委会的音响震耳欲聋,抖音音乐和传统民谣间杂交错。穿着西装、皮裙、校服、民族服饰的男女老少闻声而来,绕着木头火把,搭肩起舞。

火焰熊熊燃烧,火星向空中四散。一切好像还和从前一样,但又已经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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